多数时候，提出问题或许比获得答案本身来得更有意义。比如：“知识”真的能实现变现么？

有人说，答案不是显而易见么？2016年，知识创业在共享概念的裹挟下，已经迎来了分化。各类基于“付费”的知识分享平台在年中悄然升温，知识达人们不再遮遮掩掩，终于大大方方地站上了平台化变现的前台。

譬如：通过“付费提问＋一元偷听”模式一炮而红的分答，就通过病毒式传播，在42天内就成功引入33万答主，横扫100多万个用户，实现了1800万个订单和19万次付费，42天内的估值达到1亿美元。很快，国内互联网最大的知识社交平台知乎也推出了旗下付费问答应用“值乎”，并在2017年1月迎来了由今日资本领投1亿美元的D轮融资。

环顾四周，百度知道借平台成立11周年之际推出付费问答App“问咖”；罗辑思维旗下App“得到”更是邀请媒体人李翔、和菜头入驻，试水内容付费订阅；付费大军的另一支黑马——米未传媒CEO马东借助《奇葩说》的热度，将部分人气辩手整编集结，开启付费语音节目《好好说话》，上线喜马拉雅音频平台仅仅一天，狂吸3万听众买单订阅，当天销售额突破500万元……

据悉，早在果壳推出分答之前，元璟投资和红杉资本对果壳旗下另一个知识产品“在行”的投资就已基本敲定。对于在分享经济和消费升级大背景下出现的知识消费，投资人看好在行和分答的探索。

尽管现有付费类知识分享平台，主要依靠的仍然是为数不多、自带流量体质的大咖或个人IP，似乎并不足以拿来与共享经济的其他几个风口产业相提并论。可移动互联网界“得用户者得天下”的思维逻辑，外加粉丝经济、网红直播等新一轮眼球消费模式的兴起，已使得各平台之间有了彼此对标、又相互引流的需要，这也令迟迟不敢轻言“付费”的各类知识平台，第一次有了向资本界和BAT们主动发声的反转契机。

然而，2015年互联网产业概念创新的巨大泡沫破裂的惨痛教训仍在眼前，此轮“知识变现”的大旗究竟能够扛多久？知识变现究竟是引发全民消费新浪潮，还是沦为资本包装下的新泡沫？抽丝剥茧，或许仍要从“知识”一词的边界开始解构。

变现的不是知识，而是认知

2001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为《经济学人》杂志描绘了“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即“知识社会”。

德鲁克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而作为硬件，计算机只是一个触发器，软件才是关键。后者将传统的工作根据世代的经验予以重组，其中凝聚了知识的应用和系统的逻辑分析。换言之，起作用的是认知科学。由此，德鲁克也给出了一个判断：经济和技术上保持领先的要诀，是知识专才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价值的承认。

可以说，德鲁克的这一分析触及了知识的性质。

在传统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是清高的，个体化存在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曾说：知识的唯一功用就是“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意即自我在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成长。常和苏格拉底辨论的普罗塔格拉斯则认为：知识要达到的是知道如何说、如何说得好的能力，这种能力会让人看起来有“形象”。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对知识的概念亦很接近。“述而不作”作为孔子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即是说，知识的应用只停留在思想的层次。而对道教徒和禅师而言，知识是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不论东西方对知识的含义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它们对知识“不表示什么”却持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知识不表示做的能力，功用从来不是知识，而是技能。

18世纪在西方，知识开始应用到工具、流程和产品上，进而创造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摆脱了农业经济的财富创造模式，财富的累积由算术级增长转为几何级增长。从此，“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全球，创造了世界文明”（德鲁克语）。

在这一阶段，分工制度与近代教育奠基，各种技术学校纷立，知识开始经由系统的教育而不是个人经验的传递得到推广。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要素，并迅速转化为经济与财富的强大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革命就是依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转变社会和文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的美国上市公司没有大规模的有形资产却坐拥高市值，也皆是因为其产品的核心就是知识。微软就是这类企业的代表。

市场看好知识的价值，投资者相信，企业的大部分知识资产尚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象也是企业转向敏捷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敏捷竞争的本质，就是将知识应用到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中，从而产生出价值。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知识经济的提法。

那么，知识到底为现代社会与商业管理带来了什么？研究知识管理长达40多年的著名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在《知识经营的魅力》一书中，就曾总结了知识管理的两大源流：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关注和对数字化经济的关注。

1991年6月，《财富》杂志刊登了托马斯A.斯图尔特（Thomas A. Stewart）的文章《脑力》（Brainpower），提出智识资本正在变成美国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也会成为其最有力的竞争武器。随后，斯图尔特遇到了GE的掌门人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韦尔奇激动地说：“智识资产就是一切。”很快GE就在自己的企业价值观中加上了一条：“珍视全球智识资本和为组织提供智识资本的人……”

至此，知识从“个人的”“清高的”神坛，逐渐走向技能化、工具化、组织化的智识资产，也为知识的商业应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改变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人们对于知识应用场景的认知革命。

从哈耶克到舍基

事实上，早在1936年，著名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在任职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时发表了《经济学与知识》的致辞。在发言中，他提出：“完整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也即并不存在一个可以集中社会上零散知识的大脑，由此，人类是不具备全面设计或控制社会整体知识的能力的。市场或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在其间个人不断互动。

随后，哈耶克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的概念，认为其重要性类似于（至少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社会的经济难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个人掌握的知识问题。”在哈耶克的思想中，知识的有限性始终都是关键所在。

例如：他对经济学的看法是：“经济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利用高度分散的、个人根本不可能整体掌握的知识的问题。”说到底，在哈耶克看来，知识本就是地方化的、是分散的、实践性的，当然也是主观性的。“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知识的总和，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而存在的。”因此，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在于利用广泛分布的个人知识。

此后的剧情已广为人知。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堪称将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应用到了日常实践中。他采用了一种叫作维基（wiki）的工具，通过自发的分工聚合广大用户的小小贡献。词条可以随时撰写和修订，公众审阅持续进行，有专门的内容讨论页面，以使用户对每个话题的丰富角度加以感知。每一词条都有无数的链接和参考资料，如果出了偏差，也有强大的自我纠错机制（威尔士称之为“自愈”）。此一模式与知乎等知识分享型社区1.0版本时期的做法基本相似。

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他的著作《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中，进一步注意到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他给这种集合体起了一个名字叫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并以维基百科为例，计算出这种盈余大概代表了1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

而相比之下，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为2000亿小时。舍基认为，如果把自由时间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项目，而不是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其所能发挥的社会价值将是无可估量的。

当然，结合移动互联网的最新发展，认知盈余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着，另一方面，无数的注意力、社交情感需求，乃至基于“泛知识”的学习服务需求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消费需求。

从舍基回望哈耶克，“认知盈余”就像是其知识理论的强化版，而所谓“认知”与知识息息相关。正是因为互联网造就了个体知识得以释放的需求与供给，“盈余”才得以产现。我们甚至可以说，互联网上所有的组织活动都在运用哈耶克的分散化知识观解决问题，而且解决得相当好。从这个意义上，有关知识的付费变现，实质应该界定为指向“认知盈余”的变现模式。

谁在书写未来简史

“当你改变看世界的方式，就可以改变你看到的世界。”北京大学教授胡泳曾在2015年末就提出了内容创业认知时代的转型思路。他并不认同所谓“跨越式”“颠覆式”的互联网创业概念，却反复强调精英阶层固守的主流认知模式才是迫使传统内容供应商——媒体们式微的最大瓶颈。一年后，基于个人化的知识分享与变现模式铺天盖地地袭来，似乎也验证了胡泳的上述观点。

2016年，对于那些主动选择出走创业、却淹没于80%长尾末端的内容精英们来说，知识变现之路依然遥远。有些人甚至将付费平台的崛起归因于“娱乐化营销”的助推，认为知识生产者的“网红化”、知识平台与社交平台基于“娱乐消遣”之下的眉来眼去，似乎只是把“知识变现”当作了一种娱乐经济的粉饰。

解决不了作为长尾端知识分享主体的个人长期价值的转化问题，仅靠平台补贴炒作为数不多的头部网红，似乎并不符合知识经济的初衷。那么，知识平台与广大的知识生产者之间的未来关系将如何演绎？同样争夺着用户眼球与流量的平台之间，又将上演哪些相爱相杀的戏码？对此，不同的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