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公积金缩水等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公积金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辅助我国的民生事业，其是否还应该存在下去，到底应该怎么改革？就这些问题，时代周报专访公积金问题研究者，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

公积金制度有违设计初衷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网上风传的公积金利息极低，完全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问题？

唐钧：住房公积金是保障性质，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是现在这一初衷未能实现，体现在使用过公积金的人占缴纳的总人数的比例很低，从广东的情况看，只有不到10%的参加者有过按揭（记者注：根据广东省官方公布的数据，2012年广东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达1050万人，累计发放贷款73万笔），这么低的比例应该可以说明问题。这样一来老百姓的这部分财产得不到保值增值。

时代周报：在国外，有什么比较理想的公积金或者类似制度可供我们参考吗？目前有报道说新加坡也出现了很强的反对公积金的声音，您怎么看？

唐钧：新加坡的公积金和我们根本不是一回事情，没有可比性。在新加坡叫中央公积金，中央公积金本是个人账户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来因为积累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投资风险太大，于是新加坡政府将其与“住者有其屋”的政策相配套，拿养老保险基金贷给参保人买房，使一项制度成就了两件好事。后来，中央公积金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可用于治疗大病。

而中国的制度设计其实有点东施效颦，养老归养老，住房归住房，两者完全不搭界了。光为住房筹措一笔公积金，其合理性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被规定”为“专款专用”的住房公积金，近年来的使用状况其实并不理想，贷款人数比例和贷款金额比例都很低，从受益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缴存职工实际上是这项制度的局外人，开句玩笑，就是“用买不起房的人的钱，来帮买得起房的买房”。近年来，随着房价越来越贵，买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这项政策的正当性更受到质疑。

时代周报：有人建议废除公积金制度，您有什么看法？如果您不同意废除的话，认为是否应该进行改革？

唐钧：我们从1999年以来一直提建议，把社保资金跟住房公积金合并，老百姓可以用这个钱去买房、看病。

前几年开始就有些省市出台政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对于缴存职工本人来说，一旦患了大病，在医疗保险并不能全额支付医疗费以致产生大额“自费”时，就有可能先卖了自己住的房子解燃眉之急，何况住房公积金。反过来说，如果公积金账户中明明存了一笔钱，但却不能用于医疗，眼睁睁地看着“缴存职工”死去，又于心何忍？在现代社会中，疾病永远是最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设计中，必须有个轻重缓急的排序。所以对住房公积金这样的政策安排是很有道理的。

个人财产收益应归个人

时代周报：有评论指出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与公积金缴存者完全“绝缘”，在您看来现在公积金“增值收益”的使用有哪些不合理？

唐钧：个人账户是个人财产，所以公积金的收益应该归个人，否则就没有正当性。

2004年出台的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性住房储金”，“归职工个人所有”。按物权法的规定，显而易见的是，这笔“储金”生出的增值利润，自然而然也就应该归职工个人所有。

银行与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去银行存款是自愿的，而住房公积金则不同，是“强制性”储蓄，“国家”二话不说，就从你的工资中扣走了，然后还从你的“老板”那里又拿了一份。这样的运作方式就使“缴存人”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同于一般储蓄。国家强制性地筹措这笔钱，理由自然是为缴存人着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就是产权问题。因此，在处理“增值收益”时，就得分外谨慎。

从公平角度来讲，建议“增值收益”给到退休时从未动用过住房公积金的人“分红”，以表示对他们“无私贡献”的回报。

时代周报：有关职能部门如公积金管理中心从公积金收益中抽水（管理费用），您认为是否合理？

唐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相关解释是，“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规定的标准编制全年预算支出总额，报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后，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上交本级财政，由本级财政拨付。”我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合理，理由如上，个人财产的收益应该归个人，而不是财政，不合理的规定就需要修改。

公积金管理难监管

时代周报：在具体管理制度上，目前的公积金管理体制有哪些漏洞？

唐钧：世纪之交时，据说曾有2600多个管理机构将其七零八碎地瓜分。后来经过多年的改革归并，管理机构的数字下降到606个。但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要求，应该只有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可以设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这个标准，可以设立管理机构的城市全国共有342个。因此，其余264个实际上就是违规设立的，其中包括“省直的”、“区县的”或者“行业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评价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这些由政府管理的巨额资金虽然是一笔独立运作的公共基金，但在政府急需用钱时，肯定会情不自禁地想动用它。为此，新加坡政府对中央公积金立下了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使这位经济学家的预言没能成为现实。

然而，中国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现在却被地方和行业的管理机构操控，在这些管理机构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或几位具有绝对权威的“大老板”，当地方或行业急需用钱时，他们会不会“情不自禁”？当然，这还是用到地方的或者行业的“集体利益”上。再进一步，如此管理体制，又有让贪腐分子伸手的漏洞。

根据新闻报道，各地自行开发的公积金管理系统达数百套，每个系统动辄花费数百万元到上千万元，每年还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升级维护费用。几百个系统的开发，几个亿的投入，来管一个公积金，浪费惊人。为什么各地都要自行开发公积金管理系统，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电脑系统开发的经费中可以“运作”的“空间”太大了，其中的猫腻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各地自行其是地开发管理系统，就不能让管理系统互通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