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将家庭收入数据按大小排序后，位置在最中间的收入数值，更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近十几年来，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在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抬头和社会不稳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收入不平等与美国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有关联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以1980年为分水岭，在1980年后急速恶化。这与里根就任总统后美国经济政策向新自由主义转向大有关联。

二战结束后到1980年之前，美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元贬值是一个重要途径。但美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和高通胀率，加大了人民生活压力。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里根放弃了维持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目标。1980年11月至1985年2月，美元汇率惊人地上升了83%，致使反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到198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3%。里根卸任后这种趋势仍然延续。

以减少福利开支、降税、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里根经济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持久性损害，导致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剧。

国际收支不平衡意味着进口商品大幅度取代了国内生产的商品。这严重打击了美国制造业，并导致“铁锈地带”（指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老工业基地）的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到处是闲置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工人大量失业。

国际收支不平衡逼得美国大量向海外举债。因此，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金融部门以借入海外储蓄，使之流入美国企业，实现了经济金融化，或者说“华尔街”取代了“商业街”，进而导致在工业部门中从事技术性高薪工作的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少数的金融精英以及大量为金融精英服务的清洁工、三明治小贩、麦当劳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这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

为了提高经济活力，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导致美国税收体系更加注重为高收入者减税，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不平等。

债台高筑大大削弱美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为了缓解民众对于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剧的不满，美国鼓励民众大量举债。于是，家庭贷款数额上升，债务大幅增加，家庭负债在GDP中的占比从1981年的47%上升至2007年的98%。巨大的债务积累进一步扩大了金融部门的组织功能，直接诱发了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并很快演化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持续下降。美国民众对社会的严重不满情绪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全面爆发。

但是，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政策并不足以扭转美国过度不平等的局面。因为任何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都无法创造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反而会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增加美国民众的生活压力。特朗普的税改计划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税改提案将为美国的富裕阶层，例如特朗普先生等，带来巨大的好处。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最新税改计划将使得收入分配处于中间的1/5民众税后收入增加1010美元或1.8％；但10%的美国富裕阶层将享受近110万美元的平均税收减免或超过税后收入14％的税收减免。减税有可能使美国的债务依赖型经济踏上不归路。债台高筑大大削弱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近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利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资本绑架民主、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