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让零工经济蓬勃发展，在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给人民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吸引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入其中，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去技能化、“逐底竞争”等结构性风险。

法律标准风险。由于零工经济与传统用工模式有很大不同，使得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出现了无法适用的情况。近年来，关于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争论成为主导性的话题，一方认为由于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接单，自主决定劳动时间，平台只是信息提供者角色，因此可以认为是劳务关系；另一方则认为平台通过算法和系统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劳动者事实上形成了对于平台的人格和经济从属性，双方应当是劳动关系。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结果，而平台用工的劳动风险却与日俱增。一方面，这种讨论并没有覆盖平台经济所有的用工模式。实际上，平台经济中的“众包”模式只是用工总量的一部分，各类互联网平台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管理着更多劳动者，而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规模，劳务派遣日益成为更主要的用工模式。因此，平台经济中存在的劳务提供者自主注册和接单的劳务关系实际掩盖了大量代理商雇佣劳务提供者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众包”模式而言，应建立与新业态形式相适应的权益保障新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劳动法律只提供了保护的底线，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是零工经济劳动风险问题的根源，如何形成平台运价、劳动时间、管理规则的集体协商机制，才是未来的政策方向。

去技能化风险。零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风险在于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大量工厂正在进行生产设备智能化和自动化升级，并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新的要求。然而，在“机器换人”后对劳动者进行技能培训与提升的关键阶段，零工经济开始大规模发展，低技能劳动者没有进入到职业技能体系中进行再培训和再教育，而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零工经济领域。一方面，这使得劳动者技能升级路径断裂，无法再回到转型升级后的工厂岗位。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的长度和难度不断加大，高技能劳动者短缺，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影响。更为紧迫的是，这些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大多都是年轻的低技能者，可能会终身保持低技能状态，未来将不可避免面临失业风险。即便在老龄化严重的东北地区，2020年对黑龙江省灵活就业人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快递员群体35岁以下占比66%，外卖送餐员35岁以下占比62.4%，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在快递员和外卖送餐员中分别占比26.6%和48.5%，整体处于学历水平较低状态。

“丛林”风险。由于零工经济目前大多没有承担社保，使得其用工模式具有了政策溢价优势，并对制造业招工造成了影响。为了应对这种影响，制造业也会在劳动力成本上进行削减，开始采取更灵活的用工方式。劳务派遣成为企业灵活用工的重要渠道，并不断发展壮大。2012年，我国《劳动合同法》进行修订，专门针对劳务派遣滥用问题进行了规制。但实际上，劳务派遣依然处于发展阶段，进化为更高级的形态。一方面，大量企业把公司内的部分业务或职能工作内容发包给劳动派遣机构，以业务外包的方式取代传统劳务派遣，以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规制；另一方面，劳务派遣与零工经济相互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灵活化用工方式。不少平台公司让劳务派遣人员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通过转变劳动者身份的方式来与企业形成商事合作关系，并凭借国家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免税的相关政策，把工资关系转变为企业间的经营业务关系。劳务派遣凭借灵活性的特征，日益受到企业青睐，在这场零工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逐底竞争”中，劳动力市场将可能重回“丛林时代”，影响过去多年劳动法治建设成果的有效性，劳动者权益保护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因此，警惕零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风险，摆脱低技能、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高质量发展，大力支持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建设和改革职业教育体系，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形成稳定体面的正规就业格局，才是未来的政策方向。

文章来源：《工人日报》（2021年04月19日 07版） （作者：闻效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教授）